抗违谕旨

2020-06-13 12:05

清廷对吴可读的尸谏之举高度重视,不仅下诏悯其忠心,优予恤典,而且将吴可读所谏之事交由群臣议处,“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,无异论”,随后两宫传旨,“以可读原疏及会议折,徐桐、宝廷、张之洞等折,并前后谕旨均录存毓庆宫”。虽然后来历史的轨迹出乎众人预料,但至少吴可读的遗愿在初期被尊重和采纳。吴可读临终前还曾为其子吴之桓留下遗书,声言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,充分展现了他的忠荩之心。后来吴之桓遵从遗志,将其父葬于蓟州,京城之中也有人前往吴可读生前居住的城南旧宅进行祭奠。

在吴可读出任御史期间,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一度在甘肃恶迹昭著,“诬民为逆,围剿良民村庄,冤杀二百余人,反报胜仗”,被左宗棠纠劾,吴可读也随即上书,控诉成禄之罪有可斩者十,有不可缓者五。成禄被拿问后,依律应斩,但又被廷臣奏请改为监候而缓期。吴氏知悉此事后非常愤慨,于是再次上书直陈:“请斩成禄以谢甘民,再斩臣以谢成禄”。吴氏此举义正辞严,但他也因“语过戆直”而被诃责,并被降职三级。“戆直”一词折射出人们爱其直而惜其憨,惜其憨又爱其直的矛盾态度,其实也正是对吴氏独特秉性的恰当表述。

光绪二十年腊月,中日战争虽未最后结束,但中国已经败像频现,究其原因,主要缘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,又突出体现于李鸿章的避战求和。安维峻蒿目时艰,忧心如焚,面对艰危的时局和不可一世的权臣,他毅然向光绪帝上书直陈:“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,固不欲战,有言战者,动遭呵斥。淮军将领望风希旨,未见贼先退避,偶见贼即惊溃。我不能激励将士,决计一战,乃俯首听命于贼。然则此举非议和也,直纳款耳,不但误国,而且卖国。中外臣民,无不切齿痛恨。……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,抗违谕旨。唯冀皇上赫然震怒,明正其罪,布告天下,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、贼人有不破灭者,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。”奏疏不仅直接指斥李鸿章,而且委婉指责了其后台慈禧太后,发时人所不敢发,正气凛然,发聋振聩。迫于形势,对时事心知肚明的光绪帝最终以疏中牵涉慈禧而将安维峻革职。

在今天看来,吴可读与安维峻作为旧时代的官吏,其出处进退似乎只是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多数士子的态度:终身效忠于一个没落的王朝或时代,吴可读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——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必如此,安维峻入民国后也已无法与时俱进,而是以清朝遗老自居,维护过时的纲常名教;两人也似乎都不曾浸染近代知识分子已经逐步接受的外来新思想,否则其结局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取向。当然对待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,两人的事迹其实有不少可以标榜后世,特别是他们抗言进谏的大勇举动,无不辉映出其非凡的正直秉性,那种忠于所事,不畏强御,忘身而为的精神,百年之后仍凛凛有生气,值得后人敬仰和借鉴。

安维峻为政的直声,主要是在出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期间才大为世人闻知。光绪十九年(1893年),安维峻被授以福建道监察御史。安氏出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算长,前后才只有一年两个月,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,他的作为却堪称空前,结果自然也不同凡响。在此期间,安维峻接连上疏六十余次,纠劾了一大批达官贵人,从皇亲国戚、朝廷重臣,到封疆大吏、学政、道员等总计达四十余人,其中亲王二人,军机大臣五人,总督四人。如此震撼的作为当时几乎无人能及,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安维峻果断上奏《请诛李鸿章疏》一事。

吴可读(1812年-1879年),字柳堂,号冶樵,甘肃皋兰(今属兰州市)人,道光三十年(1850年)进士,历任伏羌(今甘肃甘谷)训导、刑部主事、吏部郎中、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,曾两次主讲兰山书院,著有《携雪堂诗文集》。安维峻(1854年-1925年),字晓峰,号盘阿道人,甘肃秦安人,光绪六年(1880年)进士,初任翰林院庶吉士,授编修,后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,著有《四书讲义》、《望云山房诗文集》、《谏垣存稿》等。值得留意的是,吴可读与安维峻彼此还有师生之谊,当年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之时,年少的安维峻曾慕名前往书院求学。

吴可读另一次比戆直更甚的举动,是他为了皇帝继嗣一事而进行的尸谏。清室穆宗同治皇帝驾崩之后,于光绪五年(1879年)迁葬惠陵,当时吴可读也请求赴陵襄赞礼仪。返程途中,吴可读在蓟州自尽,遗疏请求为穆宗立嗣。原来在同治帝驾崩之际,因无子嗣继位,当时慈安、慈禧两宫皇太后紧急召集重臣商讨对策。据两宫懿旨: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即后来的德宗光绪帝上继文宗咸丰帝为子,入承大统,为嗣皇帝;待嗣皇帝生有皇子,又将承继生前无子的穆宗为嗣。几年以后,吴可读担心夜长梦多,原定继统可能出现变故,于是毅然以死进谏,旨在提醒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,切实践行当年的旨意。

在《清史稿》中,两位很有影响的清末甘肃人物被载入同一卷列传,一位是有“戆直”之称的吴可读,一位是有“陇上铁汉”之誉的安维峻。两人仕宦多年,为政风格虽不尽相同,但有一点颇为一致,这就是他们都曾一度出任过御史——负责监察纠劾的言官,而且在职期间无不以迥出凡辈的刚直举动闻名朝野,其中安维峻的名声尤为显著。

安维峻虽因本次进谏被朝廷定罪,旋即被贬至张家口戍所效力,但他也因奋不顾身,仗义直谏而名声大彰。史称安维峻“直声震中外,人多荣之。访问者萃于门,饯送者塞于道,或赠以言,或资以赆,车马饮食,众皆为供应。抵戍所,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,聘主讲抡才书院”。也正是由于此次进谏风波,安维峻被誉为“陇上铁汉”。在张家口效力多年以后,安维峻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终于获释,随即归还故里;三十四年(1908年),他又被清廷起用,被授以内阁侍读之职,并充任京师大学(北京大学前身)总教习;宣统三年(1911年),他再次辞归故里;此后“退隐柏崖,杜门著书,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”。